范仲淹(989—1052年)以《岳陽樓記》一文，名傳千古，其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之名言,，可為婦孺皆知，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(xué)家,，也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,。范仲淹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進(jìn)士及第，到宋仁宗皇祐四年(1052年)殉職于赴潁州(今安徽阜陽)上任的途中徐州,，先后為官三十七年,，歷知州縣，又?jǐn)?shù)任朝官,，既出宋夏戰(zhàn)爭前線為將,，又入朝廷為相。韓琦(1008—1075年)稱贊他“雄文奇謀,，大忠偉節(jié),。充塞宇宙，照耀日月,。前不愧于古人，后可師于來者”;王安石(1021—1086年)評價他“嗚呼我公,，一世之師,。由初迄終，名節(jié)無疵”;黃庭堅(1045—1105年)則以“范文正公,，當(dāng)時文武第一人,，至今文經(jīng)武略，衣被諸儒,，譬如蓍龜,，而吉兇成敗不可變更也”概之。

在范仲淹的從政生涯中,，蘊涵著極為寶貴的政治思想與智慧,，也蘊涵著極為豐富的經(jīng)驗和教訓(xùn)，而其為政之道最為突出的則是“以天下為己任”,。朱熹(1130—1200年)對其總結(jié)為“范公平日胸襟豁達(dá),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。且如一個范文正公,，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,，無一事不理會過。一旦仁宗大用之,，便做出許多事業(yè)”,。

范仲淹“以天下為己任”，首先表現(xiàn)在他“有憂天下之心”。中國古代士人,，歷來具有比較強烈的憂患意識,，所謂憂患意識，是指人們面臨自然,、人生,、社會所遭遇的苦難而產(chǎn)生的憂慮與思索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，孔子(前551—前479年)說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,，孔子所憂的是道義;孟子(前372—前289年)說“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”，孟子所憂的是人生;西漢初年,，賈誼(前200—前168年)多次向漢文帝(前180—前157年)上書陳述政事,，稱“臣竊惟事勢，可為痛哭者一,，可為流涕者二,，可為長太息者六，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,，難遍以疏舉,。進(jìn)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，臣獨以為未也,。曰安且治者,，非愚則諛，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”,，賈誼所憂的是國家的安危治亂,。可以毫不夸張地說,，憂患意識是一種憂國,、憂民、憂天下的社會責(zé)任感,。

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,，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樣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(dá)則兼濟(jì)天下”,，而且像他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所說“進(jìn)亦憂,，退亦憂”“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;處江湖之遠(yuǎn),，則憂其君”,，這是他思想境界遠(yuǎn)遠(yuǎn)超出一般士大夫之處。

宋真宗乾興元年(1022年)十二月,，時任監(jiān)泰州西溪鎮(zhèn)鹽倉的范仲淹,，即上書尚書右丞,、樞密副使張知白(?—1028年)，渴望有機(jī)會“言天下之道”,，以便“有益于當(dāng)時,，有垂于將來”。宋仁宗天圣三年(1025年)四月,，范仲淹又直接向垂簾聽政的劉太后(1022—1033年)和宋仁宗(1022—1063年)上書《奏上時務(wù)書》,，直言極諫“欲傾臣節(jié)，以報國恩”,，他提出了救文弊,、講武備、選賢俊,、抑僥幸,、崇圣德、少巡幸,、納遠(yuǎn)謀,、勿獨斷等八項建議，著重指出要“外防夷狄,、內(nèi)防奸邪”“防之于未萌,，治之于未亂”。當(dāng)時,，范仲淹只是一個掌管鹽稅從八品的小吏,，“泰州西溪鎮(zhèn)”即今江蘇省東臺市，由此可見范仲淹身在海隅,，心憂天下，可謂“退亦憂”“處江湖之遠(yuǎn),，則憂其君”,。

宋仁宗慶歷三年(1043年)八月，范仲淹入朝為參知政事,，相當(dāng)于副宰相;九月,，即上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，奏言“我國家革五代之亂,，富有四海,，垂八十年，綱紀(jì)制度,，日削月侵,，官壅于下，民困于外,，夷狄驕?zhǔn)?，寇盜橫熾,，不可不更張以救之”，憂國憂民之情,，溢于言表,，并提出十項改革措施，絕大多數(shù)被宋仁宗采納,，史稱“慶歷新政”,。可謂“進(jìn)亦憂”“居廟堂之高,，則憂其民”,。

范仲淹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有這樣的感慨“然則何時而樂耶?其必曰：‘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,。’噫!微斯人,，吾誰與歸!”“先憂后樂”正是范仲淹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又一突出表現(xiàn)，也是他的思想境界遠(yuǎn)遠(yuǎn)超過一般士大夫之處,。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，雖然是在他五十八歲時才見諸文字,，但卻是他一貫的思想,。歐陽修(1007—1072年)在《文正范公神道碑銘》中說“公少有大節(jié)，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,，不一動其心,，而慨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誦曰：‘士當(dāng)先天下之憂而憂,，后天下之樂而樂也’”,，充分說明“先憂后樂”是范仲淹經(jīng)常“自誦”的格言，他之所以有“先憂后樂”的思想,，正是因為他具有“慨然有志于天下”的“大節(jié)”,。

范仲淹不但是這樣說的，更是這樣做的,。他一生為官清白,，富弼(1004—1083年)在《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》中概述其“公天性喜施與，人有急,，必濟(jì)之,，不計家用有無。既顯,，門中如貧賤時,，家人不識富貴之樂”。范仲淹晚年知杭州,，“子弟以公有退志,，乘間請治第洛陽,，樹園圃，以為逸老之地”,，他斷然拒之,，并說“人茍有道義之樂，形骸可外,，況居室哉!吾今年逾六十,，生且無幾，乃謀樹第治圃,，顧何待而居乎?吾之所患,，在位高而艱退，不患退而無居也,。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,，為主人者莫得常游，而誰獨障吾游者?豈必有諸己而后為樂耶?俸賜之余,，宜以赒宗族,。若曹遵吾言，毋以為慮”,，于是“盡余俸買田于蘇州,，號義莊，以聚疏屬”,。范氏義莊歷九百年而不衰,，為范氏家族的繁衍發(fā)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遠(yuǎn)超乎治第洛陽樹園圃之上,。范仲淹之樂是“道義之樂”,，已遠(yuǎn)遠(yuǎn)超出“形骸”“居室”之外，“心憂天下”即是其樂,。

(本文為《范仲淹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為政之道》的節(jié)選,，作者為北京大學(xué)歷史學(xué)系教授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特別顧問,、原常務(wù)副會長兼秘書長。)